久西村位于江苏省南通市王鲍镇镇郊，村民约5000人，分成58个村民组，分散在久西一路至久西四路4条东西向马路两侧。村委会位于村庄正东侧边缘，远离民宅，南临高速、西靠池塘，位置偏僻。
2024年9月23日这天下午，网格员沈君妍一个人还留在办公的地方里，其他同事已经在5点08分之前离开了。
5点是村委会的正常下班时间，但沈君妍还在加班。她2023年才入职，当年年底就被镇上评为先进个人。9月23日这天，直到傍晚她还没有回家，也没有接母亲的电话。她的母亲赶到村委，村委办事大厅已经关灯，女儿的电动车还停在院子里。
“我在村委会，你们快过来。”张莹是沈君妍的表姐，傍晚6点多接到沈君妍妈妈的电话，姨妈的声音听起来很着急，但没说出了什么事。张莹到达久西村村委会时，已经是傍晚6点半，夜幕刚刚降临。村委会的大门开着，围墙内四五十米长的水泥地面尽头，气派的“七”字形白瓷砖大楼在朦胧夜色中十分显眼。四周一片寂静，唯独村委会楼里传出哭声。张莹走进村委会办事大厅，看到姨妈趴在地上，号啕大哭。旁边，沈君妍仰面躺在地上，身下一圈都是血。
多辆警车接连赶来，封锁了现场。村民刘科赶到时，警戒线已经拉在距离村委会几百米的位置。待了半小时，围观的村民里突然传出消息，
“七大队又死了一个”。久西行政村由久西村、厂北村、更新村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更新村为2011年合并，村民们还习惯称之为“七大队”。
停在村委会附近的几辆警车发动油门，朝北面的久西三路开去，刘科骑着电动车紧跟其后。警车停在久西三路旁一处老旧的平房前，刘科认出，这是赵里平家，刘科曾跟他的哥哥一起干过活。工作人员从平房前堆放杂物的小屋里，抬出一具装在蓝色袋子里的尸体，这是凶手赵里平。蓝色袋子被搬上警车后，紧挨着车里黑色的裹尸袋放置，里面是被害者沈君妍。
赵里平的邻居告诉刘科，赵里平从村委会作案回家后，吃了熏蒸药自杀。熏蒸药是一种杀虫药，农村收完苞米、蚕豆等粮食，放几片熏蒸药（成分主要为磷化铝、磷化锌、磷化钙等磷化物），就能长期储存在仓库，不招虫子。
“它毒性很大，吃一粒就能致命，以前村里有人吃它自杀的。”刘科说，他是下定决心去死。
沈君妍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名“村干部”。她今年25岁，身高一米六五左右，长着一张清秀的娃娃脸，留着披肩长发，戴着眼镜。在去年国庆久西村举办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她穿着红马甲，拿着小国旗，与其他三位同事并排而站，眼神里透着青涩。
沈君妍是去年上半年回到老家当网格员的。此前，她从南京财经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了一年半。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南通本地计划生育严格，村民王冕提到，沈君妍这一辈几乎都是独生子女，有个亲戚超生，为了上户口，不得不将户口迁移到外地。沈君妍的出生也费了不少周折。母亲为了怀孕，专门去上海治疗。出生后，母亲一直在家带她读书，间或在工厂打点零工，父亲则一直在上海、青岛、北京等地奔波，做装修工。
在初中同学、好友杨欢眼里，沈君妍跑步很快，做事利索，初中时杨欢都喊她“沈哥”。但她同时又是个“内心细腻”的女孩，会因为别人取的难听的绰号而默默哭泣。平日里话虽然不多，但很好强，会暗地较劲比拼成绩。当朋友因粗心考差，情绪低落时，考得更不好的沈君妍又会用打趣的方式安慰杨欢，“你脑子怎么长的？为什么你粗心还有130，我粗心才120”。
王冕告诉本刊，久西村读书氛围浓厚，家长也舍得为孩子读书花力气，沈君妍考取的南京财经大学，只是久西村升学的普通水平，“村里九成以上都能考上大学，清华北大的都有”。
但相比考学，更让人伤脑筋的是毕业后的生活。王冕的女儿军校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工作，房租一个月3000多元，“不划算”，最后选择调回本地政府工作。
沈君妍在上海工作时，刨去房租、生活费，工资也所剩无几，但她很少跟朋友诉苦。朋友杨欢记得，她只是“嚷着要回来歇歇，养回她在上海掉落的头发”。父母也舍不得她一个人在上海租房、做饭，希望她离父母近些。2023年，沈君妍通过招聘考试，考取了老家的网格员工作，回到久西村。
网格化管理最初起源于城市。随着城市化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管理压力很大。为了更好的提高对事件的反应速度，2003年，北京首次尝试网格化管理，之后在大城市推广。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后，
钱坤是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主攻城乡基层治理研究，从博士阶段就始终致力于网格化管理研究，曾在苏南、苏北、内地等多个乡村调研网格化管理。他告诉本刊，江苏省网格化管理进入乡村，大概是在2015年前后。由于财政压力，只有少数发达地区农村会聘请专职网格员，比如他调研的苏南张家港地区。九成以上农村的网格员由村干部兼任，也有聘请中老年人兼职的模式。南通的模式接近苏南，专职网格员要承担网格、村委两套系统的任务，忙起来每天得加班2小时。
在王冕的记忆里，久西村、厂北村、更新村三个自然村合并为久西行政村，十来年前就开始有了网格员，但多是中老年人担任，其实是帮忙解决村民间的矛盾纠纷。
据当地《启东日报》报道，2018年起，王鲍镇分层级设立镇、村、网格三级管理体系，全镇22个村划分为113个网格，完善网格管理。王冕告诉本刊，网格管理完善后，久西村被划分为8个网格，每个网格有一名网格长和网格员，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的是在外工作不顺心回老家，有的是退伍后未找到比较合适工作，有的是回家带孩子的年轻妈妈。
2020～2023年，王鲍镇招聘了43名专职网格员，对年龄和学历的要求也愈加严格。2020年招聘网格长，要求年龄45周岁以下，具备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到2023年沈君妍入职前，要求已经提高到大专以上学历、35周岁以下。在待遇和发展前途上，2023年6月，王鲍镇发布的村专职网格员招聘公告里写道：“专职网格员纳入村干部培养体系，作为村定职干部储备，表现优秀者在村干部缺编时可优先补充。”年薪为村干部一级一档85%，村民刘科对本刊估算，年薪大概是5万元左右。
工作的间隙，她一直在准备考公。王冕在村委会见过金燕，除了做台账、报表等资料工作，常常能看到她抱着一本考公资料书在看。但基层的工作并不是特别容易。暑假时杨欢约简单碰个面，沈君妍也不得不让朋友等一会儿，说“手头有个工作，加个班就过来”。她告诉朋友，基层工作很辛苦，她想过辞职，专心备考。
张莉莉也是南通市内的乡村专职网格员。今年26岁的她毕业于南京一所二本院校，学习行政管理，毕业后回到老家做乡村网格员，至今已一年多。
张莉莉告诉本刊，网格化管理是一个严密运作的技术系统。网格系统下发的任务包括上报事件、辖区巡查、入户等。在网格化管理APP里，系统要求张莉莉每月上报20条事件，这些事件被划分在公共安全、民生服务、环境保护等20多个大类里，一个大类下又细分了十几个小类，新手甚至在分类时都摸不着头脑。
村里每天并没那么多重大事件，张莉莉通常上报的都是简单事件，比如垃圾溢出到路面、电线悬挂、道路破损等，先拍照，再填写说明，完成整改后再重复这个程序。照片要求带有时间、地点水印，有的地方甚至要求网格员找到第三人，帮拍摄她在现场工作的照片。每天的网格巡查，张莉莉都得在APP上打卡轨迹，每周也要求入户孤寡老人家里。
除此之外，张莉莉还在村委负责宣传、文书工作和条线任务。她既要在传统节假日慰问百岁老人，也是文艺汇演的主持，还要撰写各类项目申报材料，最复杂的一次写了两周。还要配合乡镇的条线任务，比如人居环境整改治理，张莉莉必须下到每户人家，忍着村民的骂声，“求爷爷奶奶”，整理下房前屋后的柴垛。
矛盾最激烈的是邻里纠纷的处理。张莉莉记得，今年年初，因为宅基地问题，矛盾双方轮流给她打电话，一天两三个，“下班也给我打电话”。她只好一页页翻找泛黄的老台账，寻找两家矛盾的起因。最后是村书记带着网格员，拿皮尺一米米重新测量地界，花了一周才处理完毕。
王冕在村委会看到，老百姓去办事，年轻网格员一句“我没时间”顶回去。村委有复印机，但要求他70多岁的姑妈去两公里外的镇上复印材料，“她气死了”。
王冕这样理解年轻网格员的脾气，“独生子女，从小在外面读书，并村后对村民不熟悉”。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李凤则追加了另一种解释：大量网格管理系统的资料存档、电子化等工作，挤占了村级治理主体的注意力，治理能力减弱。对这个结论，王冕倒也认同。他给本刊提供了一个“治理能力减弱”的“证据”：村子路边绿化带杂草长得比人高、排污管道污水泄漏淹没路面，联系村里，他们说“这是乡镇负责的”，两个多月也未处理。
李凤发现，网格化管理进入乡村原本是为了更好的提高管理效率，但有时会出现“水土不服”，甚至激化矛盾——合并或拆分小组组成新的网格单元，激化了小组间既有矛盾；几个小组长中推选一个网格员，也让未选上的小组长、背后的家族矛盾深化，“网格员做村民信息统计，未选上的小组长背后的家族，就会故意不配合工作”。
在沈君妍出事前3个月，2024年6月30日，山西应县大临河乡长城沟行政村，58岁的网格员方巨被村民杀害。这个行政村是三年前由柳坪村、长城沟村、黑拉桥村、四道沟村合并而成，方巨原是黑拉桥村村支书，卸任后成为新行政村的网格员，杀害他的则是原柳坪村村民雷巨云，50多岁，无儿无女，腿有残疾，种地不便，依靠17头牛生活。
有深仇大恨，都是细小的矛盾。方巨手机仅存的几张《矛盾纠纷排查处理半月台账》中，记载着这些细小的矛盾
：2023年2月13日，长城沟村雷巨云（凶手）因经济问题与村民发生吵架；
2023年3月16日，长城沟村村民因为低保准备周末，经过政策宣传，给当事人讲解程序上报，避免当事人越级……
在李凤的研究中，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对乡村从汲取转向输入，以美丽乡村、新农村、村村通等项目和各种福利政策向农村输入资源，但由此引发的政府输入性资源分配不均的矛盾更为凸显。低保分配就是这里面的一大矛盾点。李玉莲是浙江山区某乡镇网格员，作为乡镇副职，从去年开始负责低保条线的工作，感受是“每天都有村民因为低保问题来乡里骂的，一坐就是两小时”。
“一些村民的心态被搞崩了，都觉得不公平。”李玉莲说，原来低保由村里办理，审核不严格，很多经济条件好的人反而享有低保。这也成为历史遗留问题。现在，低保的办理权已经上收到乡镇，有硬性的规定要求，村委只是帮助村民填写和上交申请材料，配合入户调查。
这些具体工作通常会落到最基层的“办事员”网格员身上，也让他们成为最直接面对矛盾的群体。
李玉莲说，来乡里闹的，实际上乡村网格员至少都劝过10次以上，低保没有办理下来，“村民认为是网格员去乡里告私状，没关系、没人情才不给办，或者某个网格员不用心，导致没办成，在村里当面骂网格员”。
碰到这样的一种情况，网格员通常会跟村民解释政策，提到哪些标准他不符合，解释自己并没有办理低保的权力。
但这种解释通常是无力的，“讲道理讲不通，而且很多人觉得只要闹就有机会，就想搏一搏”。李凤也提到，现在低保等福利性政策，也成为地方政府维稳的资源之一。在李玉莲的工作实践中，部分人员也确实因此得到了办理低保的福利。
根据启东市政府官网的公开信息，赵里平低保被取消于2021年12月，在2021年11月他的名字还在低保名单中，12月之后便不再出现，一同被取消的还有3人。名单里，赵里平的低保金为每月614元，其他低保户的低保金（单人）在600～900元之间浮动，人数为3人的甚至超过2000元。
村养老金只有两三百元的南通农村，这个金额是具有吸引力的。王冕告诉本刊，村里田地很少，人均不到一亩地，而且已经流转给承包户，每年800～1200元，村民没有田地可种。年轻人外出打工，老年人大多在附近的小型羊毛衫、纺织加工厂剪线头，或者在丰收时去地里收草莓、蔬菜，一年挣几千块钱。他的工厂里还有3个80多岁的老人在做零工。
这对于赵里平而言更甚。王冕说，赵里平家里穷，父亲死得早，靠母亲种地、打零工给几个孩子办亲。赵里平是最小的儿子，排行第五，村民习惯喊他“老五”或“小五”。小五一条腿很小就有残疾，走路摇摇晃晃，“风吹倒”，自学了电工，但身体不好，出去打工一阵就得回来。
村民张良记得，10年前在村里建厂，小五天天跑来厂门口问，“老板，有没什么活给？”施工队老板没要他，“他一看就有病，才40岁出头，瘦得皮包骨，没有一点血色，整张脸发黑”。
现在回想起小五，张良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自卑。张良做生意，见过很多人，他一眼看出来，那是一种深深的自卑。“没有讨老婆，好像见到别人就低人一等，没有底气。”他注意到，小五讲话的口气是轻轻的，虚虚的，
“老总，我到你那边干点活？”讲完一句话就垂下眼睛。他自己也曾跟张良提起，“我没有老婆孩子，家里没钱”。
但现在，低保的审核愈加严格，“即使符合低保要求，不是特别困难，也不会办理”。李玉莲说，由于地方财政困难，新增的低保低于取消的低保，李玉莲今年新办了20个低保，但取消了30多个。
赵里平的低保取消是因为母亲去世后收了22500元人情礼金，他如数存入银行，超过了规定的标准，因而低保被取消。李玉莲提到，低保的取消并非系统自动，也需要乡镇工作人员核实。
存款金额超标是政府系统自动检验测试的，检测到异常会要求乡镇复核，李玉莲常常要入户、跟村干部了解情况，“抚恤金、车祸赔偿等来源的金额，或者看病、读书等用途的资金，都不计入范围”。她提到，礼金这样的一种情况没遇到过，不知道是否应该
取消，但像赵里平这种无儿无女又缺乏劳动能力的低保户，一般是不会取消的。
王冕说，低保被取消后，村里安排赵里平管理村里的八九条线的路灯，一年有一两千块钱。但今年，这个工作也被其他人所取代。刘科看到，台风导致村里几个路灯损坏，是一个腿更瘸的村民在修理，“摇摇晃晃的，把我吓一跳”。
多位村民告诉本刊，这之后，赵里平去过村里好几次，还去找过乡镇干部，要求重新上低保，也为自己低保被取消要一个说法。事发当天，他也去过村委会几次。最后一次去时，只有沈君妍一个人在办公室。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莹、王冕、刘科、杨欢、张莉莉、张良、李玉莲、沈君妍、赵里平为化名）
以前国补啥也没有，还交农业税提留，现在有了补贴，也争的头破血流。没办法，再过百年还是有人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