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示】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自己的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众所周知，陈永贵是新中国唯一一位“不脱产”的国务院副总理。刚开始，他还只是一位农民，后来凭借在大寨村农业生产中的成就，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
不久后，陈永贵再创佳绩，最终成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可在1980年，陈永贵突然告诉儿子，不能干下去了！并让儿子在山西大寨的虎头山上为他拟定一份辞职信。
1914年，陈永贵出生在山西省。当时，为养活一大家子，陈永贵父母需要给地主种几亩薄田，可这也依然养不活他们。
更可怕的是，在陈永贵5岁时，村里遭遇罕见的旱灾。由于几个月没有下雨，田地里颗粒无收，陈家无力交付租地费用。
地主见状，毫不留情地收回他们租种的几亩田地。于是，为活命，陈永贵的父亲将妻子和女儿卖给外乡人。带着年幼的陈永贵逃到山西省大寨村。
来到这里之后，生活依旧困苦。这让陈永贵父亲看不到出路，无奈之下，陈永贵父亲选择自杀。
此时，陈永贵年仅6岁。幸好，大寨村的村民们怜悯这个可怜的孩子，让他去帮忙放羊，陈永贵这才得以生存。
1946年，土地改革后，陈永贵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随后，他开始倾注全部精力到土地上，时常蹲在地头思索如何改善耕作方式，提高粮食产量。
陈永贵甚至用自己微薄的积蓄买来一些农业工具和种子，为此废寝忘食地琢磨更高效的耕作方法。
也就在最近一段时间，陈永贵遇到他人生中的一位“贵人”，贾进才。贾进才当时是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积极推动农业生产的集体化，立志带领村民共同走向富裕。
为发掘有潜力的人才，贾进才在村里开展“小组竞赛制”，鼓励村民们分组竞赛，争取农业生产的佳绩。
在一次竞赛中，陈永贵的小组拔得头筹，成为当时农业生产中的佼佼者。也正因如此，贾进才对陈永贵进行特别培养。
不久后，贾进才推荐陈永贵加入我党，开始积极指导陈永贵。在他的帮助下，陈永贵慢慢的变成为村里的骨干力量，并在1952年成为大寨村党支部副书记。
在那之后，陈永贵开始带领村民们组织互助组，集中力量提高农业生产。1959年，在陈永贵带领下，大寨村村民亩产达到325公斤，这一成果震动整个山西省乃至全国。
然而，陈永贵不骄不躁，继续带领大寨村村民不停地改进革新农业生产方式。期间，每当村里有重要的农事活动时，陈永贵总是走在最前面。这种勤劳和坚韧，让大家都愿意跟随他的脚步，为大寨村的农业生产贡献力量。
1963年，大寨村遭遇洪涝灾害，村里的农田大面积受损，村民们的生活陷入困境。
陈永贵见状，拒绝国家的援助，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亲自指挥抢险工作，带领村民修建堤坝、排水、抢救庄稼。最终，他们战胜这场灾害。
洪灾过后，大寨村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再度迎来丰收。这些事迹成功吸引中央的格外的重视，为此人多次接见并表扬陈永贵。
同时，大寨村的成功经验也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大寨精神”成为中国农业生产中的一面旗帜，陈永贵因此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
1964年，毛主席访问山西，山西省委领导特意向毛主席汇报大寨村的成就，并介绍陈永贵的事迹。
随即，毛主席询问陈永贵是否识字，得知陈永贵在40多岁时才在扫盲班识字后，毛主席更加欣赏他的勤奋与努力。
于是，毛主席亲自研究陈永贵的材料，并高度评价他的“农业改革”与“大寨精神”，认为他不仅是一个农业能手，更是基层干部学习的榜样。
1964年12月，陈永贵受邀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周总理特意留下陈永贵，并邀请他出席毛主席的生日宴会。
宴会上，陈永贵见到毛主席时，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应对，然而毛主席只是笑着握住陈永贵的手，对他，陈永贵，不用紧张，等饭菜来了，敞开了吃就行。
这一晚，陈永贵不仅与毛主席合影，还被报社记者拍下，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第二天，北京的民众纷纷知道这位来自山西大寨村的农民领袖。
随着“大寨经验”和“陈永贵精神”被全国推广，陈永贵不久便从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升迁至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再到山西省委书记。
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周总理再次留住陈永贵，并向他传达中央决定提拔陈永贵为国务院副总理
然而，陈永贵深知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履历，与其他几个国家领导人有着非常大差距，于是他称自己不存在能力胜任如此高的职务，几度推辞。
可周总理严肃地告诉他，这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决定，组织上需要他发挥他的特长和经验，把农业领域的工作做好。
面对如此高的信任，陈永贵只能接受这一任命。1975年，他正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工作，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布衣宰相”。
当陈永贵被调任北京后，中央为他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住所。钓鱼台是国家高层领导人的居住地，环境幽静，设施完备。
然而，对于习惯与土地、农民打交道的陈永贵而言，这种安逸的生活并不适合他。因此，他几次主动要求外出调研。
于是，陈永贵频繁深入农村，走访各地的农田，直接与农民对话，明白他们的实际的需求。一次，陈永贵来到河北省的一个农业合作社，听说那里的农田因干旱而面临减产。
陈永贵立即赶到现场，与合作社的干部和农民代表一起查看田地，仔细地了解当地的水利设施和灌溉系统的现状，最终解决这一问题。
此外，陈永贵还时刻保持对农业政策的反思。当时，一些地区积极学习大寨经验，但由于自然条件不同，无法完全复制大寨的模式。
于是，陈永贵在一次内部会议上，陈永贵强调，国家的农业政策不能脱离实际，必须结合地方的特殊情况。
除政策层面的调整，陈永贵还亲自参与各地农田的改造和建设工作。他曾带领一批技术人员和农民想修建一条灌溉渠。
来到目的地，只见渠边的泥土因为长时间的干旱变得异常坚硬。因此，许多人觉得这样的劳动应该交给年轻力壮的工人，但陈永贵却拿起铁锹，开始挖渠。
周围的工作人员见状，也纷纷加入劳动的行列。在这样的带动下，工程进展迅速，几天内便完成渠道修建工作。
完成这些后，陈永贵还努力加强各地农业生产的协调工作，确保各项资源能够及时分配到位。当时，他在东北的一个大型农场了解到，当地的耕作机械设备老旧，已经不能够满足大规模耕作的需求。
因此，陈永贵当即联系有关部门，要求加快农机的更新速度，并亲自督促各项物资的调配。最终，一批新的机械设备被迅速运往农场，有效缓解生产压力。
虽然，陈永贵在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干了很多为人民好的实事，但他依然无所适从。当时，他的办公室里堆满各种文件、报告和内部刊物，涵盖政治、军事、工业、农业等各个领域。
这些资料是国家高级干部们决策的重要依据，但对陈永贵而言，这些文字资料并没有太大的实际用处，因为他看不懂。
因此，陈永贵只能依赖秘书和工作人员帮助他阅读和解读文件。如果陈永贵认可这一些内容，便会在文件上画圈作示意。
此时，陈永贵意识到，自己更擅长在田地里与农民一起劳作。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三三制”的工作安排，即每年只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其余时间在全国各地考察农业或回到大寨村继续参与劳动。
在这个安排下，陈永贵每年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村的田间地头。而他的工分制度也保持不变，成为不脱产的干部，这也让他每年可根据中等男劳动力的标准记工分，年底领取分配的收入。
然而，随后的几年里，虽然秘书和工作人员竭尽全力帮助他，但陈永贵越来越感到自己与这一个位置格格不入难以胜任这些复杂的工作。
再加上随时代的推进，中央逐渐意识到，国家需要更有能力和专业相关知识的人来领导各项工作。尤其是在经历了特殊历史时期之后，国家重新步入正轨，对领导层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和专业化。
因此，陈永贵作为农民出身的政治人物，他的工作成绩难以满足国家对高级干部的期望。1979年，陈永贵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的职务。陈永贵见状，突然告诉儿子，自己不能干下去了，随后，让儿子帮他拟一封辞职信。
1980年，陈永贵主动向中央提交辞职信。随后，中央迅速同意他的请求。在那之后，陈永贵回到自己最热爱的土地。
辞职后，陈永贵返回大寨继续参与农业生产。期间，他的生活依旧朴素，没有特别的优待，依然保持着工分制，每天和大寨村的农民们一同工作，年终按照劳动日领取分配。
然而，随国家政策的变化和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大寨精神”虽仍被提及，但其代表的集体化经济模式和自力更生的理念已不再是全国推广的主要方向。
这一阶段，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迅速推行，农村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即使如此，陈永贵依然坚持下地干活。
20世纪50年代,在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农民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等人的带领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艰苦劳动改造农田、修建梯田、兴修水利等工程,发展了农业生产,使大寨的耕地面积、粮食产量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十年的时间,他们把农地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梁田,粮食亩产由1952年的237斤增加到1962年的774斤,高出全县平均产量530多斤,一亩地等于别人的三亩半地,这是大寨农民创造的奇迹。从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大寨向国家共上交了 175.8万斤粮食,为我国工业化做了自己的独献,并由此产生了大寨精神。大寨村和陈永贵的事迹得到了等的格外的重视,自1964年起,倡导在全国兴起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此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大寨引领了我国农村建设的发展。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梳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史进程,分析其非消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分析了陈永贵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关系;以及陈永贵的人生变化发展阶段对劳模提拔任职现象做了较为深刻的思考,总结党的干部选拔制度的历史经验,深化了党史人物研究的内容。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论述了陈永贵与大寨精神的关系,陈永贵率领大寨人创造了大寨精神,大寨精神造就了劳动模范陈永贵;第二章梳理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历史,并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非消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做了评述;第三章论述了陈永贵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关系,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实质是学习陈永贵等人创造的大寨精神;农业学大寨运动造就了陈永贵辉煌的政治生涯,同时在陈永贵的领导下也强化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教条化和左倾化;最后从三个方面对劳模提拔任职现象做了思考,干部选拔应放宽视野,劳模提拔任职应因人而异,对劳模应政治上爱护,生活上关心。
